那些想获得知识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很多，尤其是缺乏一本适用的教科书可用以开始他们的研究，这些人从前可在三类课本中进行选择，但由初学者看来，每一类都各有它的缺点。他们可通过、布里尔、费伦齐和我自己所刊行的大量论文，寻找他们的前进道路，这些论文不是依照任何连贯性的计划来安排的，而且大部分是写给那些对这门学问已有所知的人阅读的。或者，他们也可力图钻研较系统的著作，如希契曼和巴巴拉·洛的书，这些书由于将那么多的内容压缩在短短的篇幅之内，以致病在简约难懂。再不然，最后，他们也许可以在许多书中找到一本，这些书不必点名，它们都给精神分析作了适当的论述，但是它们的作者对这门学问的正确知识的获得，没有提供必要的初步资料。精神分析文献的这个空白现在已经由一位最合式的作者弥补起来了，这就是弗洛伊德教授本人，他在百忙中费神写出这一本书，凡是临床心理学界都应当对他表示感谢。今后，我们对经常提出的问题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这是开始研究精神分析的一本好书。
但就在这里，我也必须警告读者，对认为这部书是有关精神分析的完善的教科书这句话，也要有几点修正。它的开始写作的情况就不允许我们对它作出这样的估价。这部书是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的三部分讲稿。头两部分假定听讲者绝对没有这门学科的知识。演讲的风度表明是对这门学问的引论。但在第三期的演讲中，弗洛伊德教授无疑地认为听众已经通过他们的研究，扩大了阅读的范围，决定不再把他们仅仅当作初学，因而放手讨论更专门和更困难的课题——神经病的精神分析了。结果，此书的下半部比上半部远较高深，老实说，这是有好处的，作者可以在这里或那里，传授他的有关深奥问题的最后的结论。因此，精神分析的学者，无论他如何高明，都可以从此书中学到许多东西。
我们也必须注意此书对于精神分析与在这里没有讲到的其他人文科学的广泛关系，却没有作过充分的论述。除了分散在这页或那页上的若干提示以外，对于精神分析在社会学、种族发展研究、尤其是正常人心理学上的应用的范围，却很少讲到。此书基本上限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和梦及神经病的三项专题，他选取了这些专题用以为达到作者目的的最适宜的题材——给学生介绍精神分析。
此书的美国译本已早出版了，但除了笔调上的缺点以外，译文中还含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例如有一节说幻念不受影响，翻译成这样的句子，似乎意味着弗洛伊德认为强迫观念是不可治之症——因此，我们决定另出版一个译本。里维埃夫人慎重将事，得到了贝恩斯女士第二部分十一讲草稿的帮助，译成了全书。我把译文和原著进行了比较，同弗洛伊德教授和里维埃夫人讨论了疑难之点。里维埃夫人的英译本将会令读者满意：我敢保证它是忠实的。
欧内斯特·琼斯1921年12月
布洛伊尔曾用催眠法洽疗一个癔病的女病人安娜。这个病人在许多症候之中，还有一个特殊症候，就是有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在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尊敬师长的传统影响，只好默不作声。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她对这个往事的回忆，尽量发泄了她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这种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或暗示进行的，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谈，是他后来发展的精神分析法的基础。
，而仅仅主张心身平行论。他说，“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的链条不会与心理过程造成因果的关系。”“因此，心理是与生理平行的一种过程。”。他认为心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类的，所以他认为把这一种过程译成他种过程乃是逻辑上的错误。但据弗洛伊德传记的作者琼斯的分析，弗洛伊德并没有彻底坚持平行论，有时也会说身体或性的变化产生了焦虑，或一种情绪导致了手脚的瘫痪。
的欲望。原来，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历程分为二层，上层为意识，中层为前意识，底层为潜意识，构成了他的（thedepthpsychology）。他以为一个观念的意识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消逝了的观念有需要时可以再成为意识的，这便叫做前意识。至于潜意识的观念是遭受过压抑而被摒斥于意识领域之外的，现在如果要它重复进入意识，就为病者所拒绝了。所以弗洛伊德以为抵抗和压抑是同一历程的两面。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这个抵抗，把潜意识的欲望化为意识，治疗就可以奏效了，然而这个抵抗是不容易制服的，需要精神分析家的高度技巧。
分析，发现了他自己幼时对母亲的里比多欲和对父亲的敌视，这就是所谓伊谛普斯情结。于是他放弃了诱引说，而承认儿童期的性生活，不过弗洛伊德的“性”不是专指生殖的或生殖器官的快感，而是指一切敏感区的快感。
弗利斯于1887年来到了维也纳，通过布洛伊尔的介绍，听弗洛伊德的神经学课。他在此后六年，便经常与弗洛伊德通信。弗洛伊德给他的信函、卡片、摘记计共284件，其中有168件构成了题为《精神分析的起源》的论文。
。众所周知，冯特及其弟子的实验心理学，继承了联想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传统，从事感知觉的研究，重视意识的内省分析，对于人的行为及其动力或动机的分析是比较忽视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传统的实验心理学起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欢迎。
。所以弗洛伊德在美国是很出名的。
。前意识有可能重新进入意识，至于潜意识则是不准侵入意识的。弗洛伊德重视潜意识，就相应地轻视意识。有人认为心理的就是意识的，意识的就是心理的。弗洛伊德说，不对，这个公式不能成立。因为“意识不是心理的实质，而只是心理的一个属性，一个不稳定的属性，因为它是旋即消失的，消失的时间远较长于存在的时间。”
当然，对于心理等于意识这个公式，我们也是不同意的；我们也认为心理历程应包括意识和无意识。但是心理的实质却恰恰是意识而不是无意识，更不是潜意识。弗洛伊德也知道贬低意识的地位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说，“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我们说来，意识的属性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它仍然是唯一的光线，照亮了我们通向心理生活奥秘的道路。也就由于我们的发现的特殊性，我们在心理学内的科学研究就是要将潜意识历程译成意识历程，从而填补了意识知觉的空白……。”弗洛伊德的这个自白表明意识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用以发见潜意识奥秘的唯一探照灯，而潜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则反过来给意识的知觉填补空白。这还不是贬低意识的价值吗？他可不知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因为有意识和社会实践，而弗洛伊德则是把潜意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并且他的决定论，尤其是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决定于潜意识的欲望，显然是陷入了反理性主义的错误。
第二是泛性论问题。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贬低了意识的作用，他的泛性论便将人降级为一般动物，抹煞了人的本质特征。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经指出，它“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关系之中，生产关系尤其对人的心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弗洛伊德则是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甚至抹煞了社会文化或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性。他宁愿采取生物学的观点，仅仅将他的理论建立在生物学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以为生物有自存和存种两种目的，因此，“将本能分为两大类，使相当于人类两大需要——即饥和爱，”而他则尤其重视爱或性。他说，“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乃介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干精神分析之内。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包括幼稚的及倒错的性生活。”如果人类只有与饥及爱两大需要相应的自存和传种两种本能，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还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弗洛伊德的出发点是十分错误的，无怪布洛伊尔、阿德勒和荣格都在性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
我们还可以焦虑神经病为例，进一步说明弗洛伊德的性的病因比的困难。弗洛伊德以为被阻抑的性欲和病态的焦虑有内在的联系。早在1911年，琼斯就已经自称“对生理的性的紧张状态转化为焦虑的学说在生物学上的确当性提出过疑问”，他以为应当说焦虑是一个特殊本能的情绪，而这个本能则为防御本能，是由内部产生的压力的刺激所引起的。所以琼斯否定了焦虑神经病的性的病因论。
弗洛伊德对五岁男童汉斯惊悸病的性的解释，我在1930年《精神分析引论》旧译本的译序中也曾提出过批评的意见，以为汉斯对于其母进行性的窥探都是由于受了其父暗示的结果。《73—74年心理学》的编著者也说，“汉斯同母亲一起，当驾马车的马央足跌伤时，他大吃一惊。依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个意外事件只是汉斯惊悸病的突发原因（或最近原因）。他以为真正的原因则是小汉斯在伊啼普斯时期中所显而易见的内心的矛盾。”可是“批评家指出（汉斯）父子之间的对话，父亲发问的暗示性的问题，显然是由于他研究精神分析的结果而带有（先人为主的）期望的意味。”所以汉斯的惊悸不是由于伊谛普斯情结作祟，而是他的父亲的不良教育的结果。第三是关于死本能问题。弗洛伊德的动力心理学开始时是以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矛盾为支柱的。潜意识欲望企图侵入意识或前意识，而意识或前意识的检查员则严格把关，不准这些想入非非的欲望擅自进入。这个检查员就是自我或自我理想。
这个自我理想后来被弗洛伊德发展为，而性的欲望则归属于一个实体叫做伊底。因此，弗洛伊德乃于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三分法之外，复有超我、自我和伊底的三分法。这后一种三分法是性与自我对立说的延续和发展。但是这个对立由于弗洛伊德提出死本能而被否定了。
弗洛伊德的死亡学（Thatlatology），自1900年开始就在他的思想中萌了芽，到1920年，他发表了《超越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说，“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①后来他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又以生物学观点，将本能区分为性本能及攻击本能。他说，“我们以为本能有不同的两类，即最广义的性本能（可称之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坏为目的的攻击本能。”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本能之后，便先发制人地以性恶论的理由堵塞性善论者之口。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人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而就被虐待狂现象看来，“就可见它有以自我破坏为目的的一种趋势。”我们也许认为这个趋势尽管见于被虐待狂者，但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但是弗洛伊德则认为“本能的目标在欲恢复事物的较早期的状态。”这个目标被称为“复旧的强迫性”（repetition compulsion） 。他说，“假定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起源于这个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种死本能的表现。”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两类：食色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而死本能则要将生命的物质重复返于无机的状态。
这个生和死的关系问题也曾受到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生就意味着死。”但是恩格斯的生死观与弗洛伊德的生死观是无法相比的。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生命进行了分析，以为有机体的解体过程“必然一步一步地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愈来愈不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就是说，根据自然规律最后必然是整个走向死亡，所以“生就意味着死”
至于弗洛伊德则不仅就事论事，更提出了死本能，似乎人有毁灭自己的生命的本能要求。他以为伊底是没有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一味追求快乐。它的生活原则是唯乐原则。自我尊重现实，遵照现实原则办事，限制或压抑了伊底的要求。弗洛伊德虽然主张唯乐原则应服从唯实原则，但仍主张人生以求乐为止，要达到无矛盾境界，或者如赫克特所说的，“与母亲在性的方面合为一体，或安息于她的怀抱之内，或最终到达了死的城堡，子宫内的毫无紧张的涅磐境界。”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张生不如死，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集体自杀提供了理论根据。
同时还必须指出，精神分析体系原来是以自我或超我与潜意识欲望的矛盾为基础的。弗洛伊德对过失和梦及神经病的解释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现在提出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将如何与他原来的体系协调呢？而且本来对立的性与自我，现在却合成了食色本能，包括了性和自我。纳克特用法文发表了“死本能或生本能呢？”一文认为“死本能概念可以取消，因为它与矛盾及攻击的两个重要概念发生了冲突。事实上，如果死本能存在，那么矛盾从头就是属于心理内部的，而不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内化的表示。……所以死本能说是与伊底和以得到超我支持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说不相协调的。死本能如果存在，那么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矛盾也会失去了意义，分析也不起作用，因为分析是不能解决生命内部的矛盾的。”正因为死本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所以弗洛伊德不得不修订他的学说，于是不仅被压抑的欲望是潜意识的，压抑的自我和超我也半属无意识的。早期的弗洛伊德与晚期的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
第四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弗洛伊德对文化的态度也是大可訾议的。他的《文化及对文化的不满》（ClvilizatlonandltsDis-contents）的英丈译本刊行于1930年。在这部著作里，他对唯乐原则的重视尤较胜于唯实原则。他问，人生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答复是“寻求幸福：他们要得到幸福，而且要永保多福”。他以为这个追求的目的，一方面在消除痛苦和不适，另一方面在体验高度的快乐。很明显，这是继承了英国功利主义者的唯乐说（hedonism）的传统。
同时，弗洛伊德认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类幸福的程度予以测量。他曾列举现代文化辉煌成绩。例如他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为了人的福利开发土地，征服自然，我们就承认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内，凡是河流有倾覆何岸的危险都受到了限制，流水由运河导向需要的区域。土壤勤加耕耘，栽植适宜的植物：矿产资源深入挖掘，制成合用的器具。交通工具迅速可靠；毒虫野兽已被消灭；家畜驯化二作兴旺发达。”此外如林园的布置、清洁卫生的设备、学术、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成就以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善等都是高度文明的标志。但是弗洛伊德以为我们不可能因此“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克制、庄抑或其他）为先决条件的程度”。
依照弗洛伊德的这个逻辑，似乎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人的快乐，反而增进他的痛苦。他于晚期在性本能外，增加了死本能，而死本能的表现则为攻击。不论性或攻击的冲动，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特别象伊谛普斯情结尤其是大逆不道的。恩格斯说，“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未，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个排除的范围随着文明的进展而日益扩大，结果形成了今天的一夫一妻制。但是弗洛伊德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的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音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的限制。”①很明显，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这种限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的结果，不如复归于野蛮时期。他说，依照他所提出的观点，“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文明负责，如果我们背弃了它，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较幸福了”。
弗洛伊德对文明的不满很容易使人误会他的为人，以为他是性生活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舒尔茨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地道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1897年，他四十一岁时，他本人自称已完全没有性的活动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三编第二十七讲中也说，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他说，“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放纵的性生活了。”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观察家”，或治疗神经病的医生。他在观察或治疗时，发见病人的本能欲望受了不适当的压抑而成病，因此，他认为人世间的道德律所要求于人的有关性的牺牲往往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因而他相应地把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造成理论上的乖谬。
这个译本的修订是与孙名之同志合作的。骆大森、宋月丽、张权五、项宗萍四同志助编边码，特于此敬致谢意。高觉敷1983年6月19
